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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與“貪”——幾對識人用人標準的歷史鏡鑒
來源:《學習時報》 2019/04/18 10:05:26 作者:石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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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如果在官場秩序中,認識不到官員貪腐的消極影響,勢必對政權鞏固和國家發展產生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結果,趙鳳詔因“巧立稅規,貪墨不識,受贓三十余萬兩”而被彈劾,康熙下旨徹查,趙鳳詔貪腐屬實,“鳳詔遂伏誅”。

古人對“廉”與“貪”這對關系有著很深的認識。包拯在《乞不用贓吏疏》中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統治者在識人選人過程中,發現廉潔的官員是國家的財富,在守護百姓、促進發展、增強國家實力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發現貪婪的官員是國家的蛀蟲,對百姓、社會、國家起著消極的作用。一旦發現廉潔的官員,往往會挖掘、提拔;一旦發現貪婪的官員,多數時候會斥責、降職甚至懲處。這樣就會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能夠更好地凈化政治生態。

古代社會,有為的統治者對廉潔的官員非常敬重,注意發揮廉潔之官的能力、弘揚廉潔之官的品性。南朝宋孝武帝時期,被任命為廣州刺史的王琨,面對這一美差而沒有產生貪念。因為廣州當時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遠離京城、控制較松,一些在此擔任官職的官員搜刮民財、勒索百姓,很快就會成為巨富,當時民間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的說法。王琨卻在擔任廣州刺史期間,“無所取納”,非常清廉。等到王琨離任廣州時,宋孝武帝“知其清”“為廷尉,加給事中”,提拔了王琨。

清廉為官,是有理想有作為有正確價值觀的官員的為官目標。這些官員得到統治者認可、鼓勵、支持,加之自身素養所塑造出廉潔清白的作風,影響和帶動更多人形成良好的為官規范。唐代名臣鄭余慶從宰相職位上退下來后,“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當時許多在朝官員“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鄭余慶在與眾臣僚聊天過程中,把自己家仆叫過來進行吩咐:“廚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眾臣僚聽了這個描述之后,“以為必蒸鵝鴨之類”,肯定是大餐,結果等到出餐的時候,“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鄭余慶此舉在警醒這些臣僚,雖然身居高位,但是仍要食粗茶淡飯,才能做到廉潔從政。鄭余慶的家風比較好,他的兒子鄭浣亦是傳承其父儉約之家風,“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鄭浣雖身居高位,但是選任人員當官非常嚴格。“從父昆弟之孫”來投奔他,鄭浣看到此人穿著樸素,行為粗獷,想必是農家耕讀之人,打算培養他。在一次聚餐中,鄭浣發現這個“從父昆弟之孫”在吃蒸餅時,“搴去其皮,然后食之”,非常生氣,將丟掉的蒸餅之皮自己吃掉,并嚴厲申斥這種紈绔之習,“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如果在官場秩序中,認識不到官員貪腐的消極影響,勢必對政權鞏固和國家發展產生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所以,古人在很早的時候,就認識到了官員貪腐的消極影響。有作為的統治者在發現官員有貪腐行為后,定會對其嚴懲不貸。這種嚴懲不貸的舉措是看到貪腐對國家和社會的巨大危害后而采取的。在南朝齊世祖時,有一個典簽叫劉道濟,假公濟私,利用職權,中飽私囊,“贓私百萬”,齊世祖知道后,非常生氣,“賜道濟死”。康熙時期,出現了一個官場“雙面人”,名字叫趙鳳詔。趙鳳詔對康熙大談貪污之危害,“比之婦女失節”,受到康熙賞識:“爾言雖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結果,趙鳳詔因“巧立稅規,貪墨不識,受贓三十余萬兩”而被彈劾,康熙下旨徹查,趙鳳詔貪腐屬實,“鳳詔遂伏誅”。

封建社會中,如果統治者自身腐化,就會使得許多臣僚效仿,政權危亡之日就不遠了,這就警醒歷代統治者在識人用人過程中,注意懲治貪腐之人,才能確保清廉之風形成,進而鞏固政權。梁武帝蕭衍在位期間,非常儉樸,然而他的弟弟蕭宏斂財如狂,財物裝滿30間房子,值“三億余萬”,被蕭衍查出來之后,對這些錢財不僅沒問,還贊嘆說:“汝生活大可”。蕭宏以房屋作抵押,搜刮民財,蕭綜實在看不下去,撰文《錢愚論》以諷蕭宏。梁武帝蕭衍知道后,不僅沒有下令徹查蕭宏斂財之事,反而禁止《錢愚論》流傳。梁朝驟然勃興,倏忽而亡,亦與此事有很大關聯。可見,統治者是選用貪婪之人,還是禁用貪官、起用忠廉之士,直接關系到社稷存亡,民眾福祉。

(摘編自2018年6月4日《學習時報》 石志剛/文)

原標題:“廉”與“貪”

責編:陳倩柔 (如涉版權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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